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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智库和思想库、智囊团，其实就是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些政策研究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过去我们叫师爷、幕僚，现在讲决策政策系统，这本身表明了我们的政治进步。现在用思想库，英文的thinktank，中文的意思就是叫智囊团。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我认为它对社会的作用，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变得更加的重要。在现代社会，智库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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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智库和思想库、智囊团，其实就是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些政策研究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过去我们叫师爷、幕僚，现在讲决策政策系统，这本身表明了我们的政治进步。现在用思想库，英文的thinktank，中文的意思就是叫智囊团。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我认为它对社会的作用，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变得更加的重要。在现代社会，智库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首先是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从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政策走向、社会走向。智库当然要研究对策和政策，但是不仅仅是研究一些政策，像西方，尤其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其实也引导社会的价值走向。它为政府决策直接提供决策分析和参谋，影响政府的决策，把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政府的政治产品，所以它还是政治和学术的桥梁。此外，它还及时反映个体、社会各部分的需求，所以也能起表达渠道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十七大以来，智库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政治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已经有各类智库两千多个，从数量上来讲，中国甚至成为世界上的智库大国。一个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智库系统，或者说政策咨询系统正在逐步的形成。相当一部分智库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外脑，智库正在取代中国传统的幕僚成为影响政策部门的重要因素。但是，现代意义的智库在我们国家毕竟还是一个新的事业。我们既要看到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必须看到智库建设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

　　中国智库建设的八个问题

　　第一，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性的政策咨询市场。智库的产品要有政府的需求才能发展起来。现在整个政策的市场并不大，需求动力不足。客观地讲，大多数的决策部门还是习惯于传统的决策方式，几个领导研究一下，开明一点的多听取一些意见，还不习惯于决策咨询。

　　第二，宏观的政策环境还很不完善。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智库是一个系统，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配套。比如资金从哪里来，给了它钱以后，税收方面有哪些优惠，法人地位是什么。哪些智库咨询机构可以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待遇等等，现在还没有相应的制度性的配套。

　　第三，智库的定位还不十分明确。现在无论是党政机关内设的研究部门，还是各类科学院校，许多都说自己是党和政府旗下的智囊团。但是他们之间究竟如何分类，比如说各界党委和政府都有着政策研究室，你说它是不是智库，你说它不是，它又存在着研究性，如果说它是智库，它完全是一个公务员的机制，主要任务是给领导起草文件，它也可以说是，它也可以说不是，所以怎么进行分类呢。还有营利的问题，智库可以挣钱，但营利不是智库的主要目的。现在有些所谓的“智库”纯粹是钻法律的空子，这是由于定位不准确。

　　第四，官本位的问题十分严重。原来我们以为官本位的思想可以大大扭转，但是现在看来官本位是愈演愈烈。一些党政部门对智库专家学者的重视程度并不是按照他们的水平、学问来衡量。我举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干部培训机构，聘请一些专家教授，要发教授聘书，很郑重其事地把议程给我寄来。我当时一看，教授分成三类：一是部级领导，二是厅级领导和教授，三是处级以下的教授。我看了这个名单以后，很有感慨，看了前面有我的学生辈，他现在比我官位大，我很高兴，因为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是看到后面很难受，后面处级以下的教授有些是我的老师辈的专家教授，年龄很高了，因为他们的级别是处级以下，所以被排在后面。这种高度的官本位现象对智库建设非常不利。

　　第五，许多智库的独立性不够。一些智库机构本身就是党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对行政部门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另外一些智库机构引入市场机制，但是谁出钱就为谁说话，高度依赖于出资方。所以，现在社会对我们许多智库专家的作用深表怀疑，大家可以看到网上对专家的称呼不是正儿八经的“专家”，而是砖头的“砖”。

　　第六，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之间的反差太大。官方智库机构无论是信息来源、经费投入、成果影响和体制保证等等，远远超过民间机构。政府对民间机构采取许多限制性，所以民间智库机构在社会上举步艰难。

　　第七，智库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由于现在传播体制是另外一个环节，我们传播体制管理非常严格，公开出版的不用说，内部交流的限制非常多，这样即使有东西出来，怎么送给中央决策者、怎么送给领导，缺乏必要的渠道。因此，即使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第八，社会对智库还有种种的误解。有些群众认为专家就是跟利益绑在一起的，有一些咨询机构就是营利性的中介组织。有些人不相信官方的咨询机构，另外一些人不相信体制外的咨询机构。

　　要借助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建设有意义的智库系统，我们必须从完善智库环境、加强智库的制度管理、扩大政策需求和提高专家学者素质等多个方面着手。我曾经专门在智库研讨会上提出一个智库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具备七个要素：思想、问题、责任感、战略、人才、网络、特色。

　　如何建设高质量的政法智库

　　第一，要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智库的影响不在于大小，即使最大的智库，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综观国内外的智库，各个智库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分工，一个智库要取得最佳的效果，就要有自己明显的特色，比如研究的专长、影响的领域、价值取向、合作的伙伴等等。中国法学会应该突出法学的专业性，把法学研究的成果和国内外法治建设的进展当作主要的特色产品。

　　第二，要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中国法学会既是体制内的政策机构，又不是一般的行政部门。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法学会自己的优势，它既有体制内的行政优势，又有体制外的学术优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法学会应当充分利用自己介于政界和学界之间的组织优势，为专家学者搭建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实际政策的平台，努力成为党政机构的得力助手。

　　第三，要发挥外部网络的优势。智库不仅要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要努力使提出的思想和观点影响社会。中国法学会有强大的网络优势，应该利用多元的合作网络，比如与学术研究部门、大众传播媒体、地方法学会、政法院校等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第四，要发挥智库的人才优势。智库不仅要有数量，还要有质量。人才是智库的核心资产。真正好的智库不见得人有多少，而是看有没有一个领军人物。中国法学会是团结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权威性组织，是一个权威性的专业社团。这对建设一个高质量政法智库团而言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以上是我粗浅的想法。我希望中国法学会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个高质量的政法智库，成为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信息集散中心。这是我的愿望。

　　(作者□俞可平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